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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抗戰中的鄭洞國將軍     馮杰    2019年01月24日14:41

1933年長城抗戰期間,鄭洞國將軍在古北口南天門陣地留影。

1933年初,日軍悍然進犯長城各口,長城抗戰爆發。任中央軍第17軍少將旅長的鄭洞國,率部星夜趕往古北口前線,與裝備精良的日軍殊死鏖戰兩月余。1月27日是鄭洞國將軍逝世28周年紀念日,謹以此文表示懷念。

1933年3月12日,古老的長城腳下炮聲隆隆,國民黨中央軍第2師第4旅全體官兵披星戴月,增援到達距離古北口以南約三十華里的石匣鎮。雖然已是初春季節,但滯留了一冬的寒氣仍在華北大地久久不愿散去,剛過而立之年的少將旅長鄭洞國顧不上片刻休息,直奔軍部領受任務。借著微弱燈光,第17軍軍長徐庭瑤緊緊握了握鄭洞國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道:“現在前線的情況很緊張,第25師已經打殘了,有情報說日軍正向古北口增兵,估計不久日本人的進攻將更為猛烈,現在命令你部即刻出發,務于天亮前接防第25師的陣地。”鄭洞國晚年憶及往事,依稀記得“軍長講完,作戰參謀又扼要介紹了一下前線敵我態勢,以及作戰中需要注意的問題,走出軍部,已是凌晨1時許了”。

燕趙烽煙起,中央軍北上抗日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關東軍強調,必須切斷抗日義勇軍的補給通道,“經略熱河,使其名實具備歸入滿洲國領域”,同時“確保長城重要關門的控制,調整對華北方面的戰備”。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乃奉系元老,曾派代表參加“偽滿”建國會議,別說天高皇帝遠的南京中央,就連頂頭上司——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張學良亦拿他沒有辦法。日軍壓迫關內,蔣介石秉承“一·二八”淞滬抗戰指導原則,繼續執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針,建議張學良早日解決湯玉麟,威脅山海關方面日軍,使之不敢進窺北平、天津,同時打算抽調中央軍六個師北上增援。

1933年1月,張學良預料熱河戰事在所難免,商請蔣介石“親自蒞臨北平主持”,并邀中央軍及晉軍開進熱河東部。2月下旬,熱河朝陽、北票、開魯等地先后失陷,蔣介石忙于部署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軍事行動,決定先抽調第2、第25師北上應付,第32、第44、第83師做好輸送準備。南京政府動用的這幾個師中,第2、第25、第83師屬于中央嫡系部隊,其中又以第2師最為精銳,該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東征時期的黨軍第1旅,各級軍官多為黃埔軍校畢業,師長黃杰和旅長鄭洞國、羅奇等人均是黃埔一期“天子門生”。

接到動員令,黃杰立即召集官兵舉行誓師大會,“本師已奉到委員長的命令,即將離開潼關北上參加對日軍作戰,這是我們全師弟兄報國的最好機會,為保衛國家而犧牲,是我們軍人最大的光榮,也是中華男兒的神圣職責”。鄭洞國心里高興極了:“那幾年間部隊幾乎天天忙于打內戰,同胞間彼此殘殺,我們都有一種厭倦心理,現在總算有了一個機會,可以為國家效命疆場,盡軍人的守土之責,大家的心情不由得為之振奮。”

中央軍三萬余人陸續開拔,蔣介石又調配騎兵、炮兵、防空小炮等特種單位協同跟進,全部交由第17軍軍長徐庭瑤統轄。令人遺憾的是,張學良始終下不了剪除湯玉麟的決心,沒等中央軍全部到位,日軍騎兵第8聯隊一部于3月8日輕易占領承德。消息傳開,輿論為之嘩然,張學良引咎辭職,南京明令何應欽兼代執行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職權,統一指揮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布防長城沿線。此時,鄭洞國第4旅正行進在順義縣境內,“在通往密云的道路上,不時有些東北軍的潰兵稀稀拉拉地撤下來,從他們口中了解到前線的一些情況,我求戰心切,命令部隊一再加快行軍速度”。

馳援古北口,揚長避短挫敵鋒

古北口是山海關、居庸關之間的長城重要關口,歷來屬于兵家必爭之地。日軍占領承德,瘋狂西進追擊。3月8日,北平軍分會急令中央軍第25師防守古北口,該師不久前剛由第4師補充旅擴編而成,武器裝備一般,除迫擊炮外,山、野炮一應全無。日軍火力猛烈,第25師拼死不退,第149團團長王潤波陣亡,師長關麟征親率師部特務連沖鋒反擊,身上多次負傷,后送北平協和醫院調養,師長職務交由副師長杜聿明代理。

救兵如救火,鄭洞國回到部隊已是3月13日凌晨,作了一個簡短的講話,馬上下令以強行軍的速度疾進南天門。“盡管部隊經過整日行軍相當疲勞,但士氣非常高昂,沒有一人叫苦,也沒有一人掉隊,一路上安靜極了,只聽見‘沙、沙’的腳步聲和輕微的武器碰撞聲。部隊排成整齊的縱隊,猶如一條長龍,在夜色中沿著蜿蜒起伏的山地,悄悄地但又飛快地向前躍進。”4時許,鄭洞國率部進抵南天門,辦完接防手續已近黎明時分。

南天門陣地右自潮河岸的黃土梁起,左至長城上的八道樓子止,正面寬約十華里的中段以421高地為據點。鄭洞國吸取友軍作戰經驗,加緊構筑陣地,盡量編成以抵抗巢為核心的縱深配備,并修筑陣地內的交通,以利炮兵活動。16日,第2師高級軍官會議在石匣鎮召開,鄭洞國信心十足:“本旅士兵多系北方人,平時均參加練單杠,人人均能作飛輪式表演,故臂力特強,劈刺成績極佳,每人均配有大刀一柄,準備黑夜襲擊敵人時,大刀必能發揮其特具之威力。”鑒于八道樓子地勢高出南天門約一倍,鄭洞國提醒黃杰必須加強戒備,但黃杰不以為然,“日本兵穿皮靴,無論如何是爬不上這幾座碉樓的”,因此只派出一個連防守,實際上礙于碉樓空間有限,也不便容納更大單位。

原以為惡戰在即,沒想到日軍攻占古北口后暫時停止了進攻,黃杰認為不能總是守著陣地單純防御,決心組織別動隊,專門迂回敵后騷擾襲擊。據鄭洞國回憶,小規模的破襲戰有時候亦能取得較好戰績,比如4月5日,“本師別動隊在色樹溝以短槍、手榴彈伏擊敵人,斃敵騎兵第8聯隊軍官一名,士兵數十名,并炸毀軍車數量”。再如4月11日,“我各師別動隊在敵左右兩翼與敵激戰,并將偏橋通承德的公路破壞,使敵后方補給斷絕多次”。

然而,何應欽擔心戰事擴大,有礙談判妥協,根本反對主動出擊,竟然大加責備:“你們這樣干,會惹起敵軍進攻的,你們不出長城口去打他們,他們是不會大舉進攻的。”為了應付何應欽以及平衡各旅勞逸起見,黃杰乃令第6旅換防第4旅,嚴密監視當面之敵。

鏖兵南天門,氣吞山河壯華夏

對峙月余,日軍調整部署再興攻勢,4月21日拂曉,第8師團一部正面進攻八道樓子,另以一部攻擊南天門兩側高地。據黃杰日記,防守八道樓子的第6旅第16團第1營第1連官兵剛毅沉著,“至敵接近山腰,始以機槍掃射,繼以大刀、手榴彈猛勇出擊”。中午,敵機狂轟濫炸,守軍工事毀壞嚴重,增援八道樓子的援兵又運動異常困難,導致東麓部分碉樓陷于敵手。軍長徐庭瑤頗為惱火:“你們怎樣失守,你們就負責怎樣收復!”當晚,第6旅官兵奮不顧身,幾次發動反擊,終因日軍火力猛烈,功敗垂成,營長聶新、代營長吳超征先后犧牲,連長以下官兵傷亡高達1500余人。

第二天,第4旅第8團和第6旅第11團協同反攻,鄭洞國回憶說:“我指揮部隊由八道樓子東面五百米以外的光禿禿山坳上,在無地形掩蔽、又缺乏炮火支援的情況下,向敵人發動了一次次仰攻,整整激戰一日,可惜仍未能成功。眼見一批批勇敢的弟兄沖上去,又相繼倒在敵人密集的槍彈下,我五內俱焚。最后,我認為這樣硬攻犧牲太大,而且沒有成功的把握,請示上級忍痛將部隊撤了下來,并于夜間把陣地變換到田莊小桃園之線。”

日軍奪得八道樓子,居高臨下猛攻421高地,鄭洞國傳令將士們鎮靜地伏在工事中不動,待敵接近至我前沿陣地二三十米處,突然以輕重火力集中掃射,打得敵人人仰馬翻。日軍戰史記錄與此大致吻合,“師團長逐次把后方兵力調到前方增援,旅團長積極督戰,然而敵人憑借筑有掩體的機槍,戰意仍極旺盛,毫無退卻之意”。25日晚上,疲憊不堪的第2師撤下休整,由第83師接替防御,后來由于工事全毀,往南六百米退守預備陣地。蔣介石聞訊致電徐庭瑤、黃杰、鄭洞國等將領,“希我將士繼續努力,奮斗到底”。

5月10日以后,南天門戰斗再度激烈起來,日軍重炮、戰車、飛機輪番上陣,第83師抵擋不住,師長劉戡差一點悲憤自戕。軍情緊急,徐庭瑤手中已無生力軍,只得電令第2、第25師再上戰場。鄭洞國二話不說,率領不足兩千人的隊伍連夜急奔新開嶺,“我感到情況極其嚴重,確實已到了生死關頭,遂脫掉上身軍衣,穿著白襯衫,提著手槍,帶上身邊僅有的一個特務排,親自趕到最前線往復督戰,以示必死的決心”。12日拂曉,日軍全線壓上,防守405高地的第4旅第8團第3營營長劉玉章身先士卒,中彈負傷,咬緊牙關堅持與敵肉搏。13日中午,第25師趕來支援,傷亡慘重的第2師撤至第二線整補。

長城抗戰最終以國民政府簽下喪失部分主權的《塘沽停戰協定》而結束,但中國軍隊及愛國將士的犧牲精神仍然值得后人緬懷。正如鄭洞國所說,“第17軍在古北口、南天門一帶,前后與日本侵略軍苦戰兩月余,斃傷敵偽五千余人,自己也傷亡了八九千人,是當時長城抗戰作戰時間最長、戰事最激烈的地方。雖然由于敵我力量懸殊而失敗了,但還是使敵人初步認識到,中國軍隊是不容易對付的,中國人民是不好征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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