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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臺灣同胞書》鋪設親人回家之路——寫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之際         2019年05月13日15:33

今年,是《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舉國上下熱議這個歷史性文告。一首《鄉愁》借著自媒體時代快速傳播的帆船,迅速在民間再次流傳。“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后,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后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里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這是臺灣詩人余光中先生1977年的作品,是那個年代臺灣同胞思鄉之情的真實寫照。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的《告臺灣同胞書》全文

對于經歷過40年春秋的我們,尤其是已經82歲的母親來說,上世紀那個代,她心中的鄉愁卻是這樣的:“悠悠白云映寶島,深深海水環臺灣,日月潭、阿里山,連著國土大陸架,三十四載長相思,不識親人今何顏。”

2019年新年伊始,中央隆重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勾起了母親久遠的回憶。40年前我們與臺灣親人相會前后的往事一幕幕浮現。

一、《告臺灣同胞書》開啟了回家的門。

《告臺灣同胞書》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告,它是國家對建國以來,尤其十年浩劫以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民生及對外關系經驗教訓總結基礎上所形成的系列治國方略的一部分,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1972年來中美關系解凍到建交等系列重要歷史事件之后,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確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背景下,兩岸關系上的重大調整和對外開放,是立足中華民族感情對臺灣的真切情誼。它與改革開放40年并行不軌,它一出生就就帶有強大的時代烙印和民族基因,具有劃時代意義,注定影響深遠,值得我們紀念。

1、時針回撥到1978年。

1978年是我國歷史上不尋常的一個年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的一個重要節點,是近70年社會進程中的分水嶺。《告臺灣同胞書》誕生在這個時代。

對于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民眾來說,發生在1980前后年的事情,已經算作歷史了,而那些重要的事件,也就是歷史故事。

1976年十年文革結束后,國家百廢待新,撥亂反正,一切都在有序恢復步入正軌。中國人為迎接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而默默作著歷史準備。從國內來講,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改革開放作為長期基本國策被確定下來。國際關系方面, 1972年開始的中美關系解凍正朝著建交目標大踏步前進。1978到1979,國家一連串的利好政策,舉國上下呈現出“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積極奮發的精神風貌,父母和千千萬萬個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惜時如金,以百倍的熱情和全部的精力投身在自己的工作上。

母親是湖南婁底人,在家兄妹9人中排行最小。1960 年大學畢業后在大學教書。1979年,母親已在武漢工作15年。小時候,我聽母親說家族中海外的親人很多,還有舅舅姨媽在臺灣。母親非常關心國家大事,那時獲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絕大多數親戚音信杳無。唯有舅外公李振翩1972年回國的事在國內親戚中傳開。

記得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時發表建交公報的消息從收音機里播放出來,母親拿著一張照片對著全家人說:“中美快要建交了,我們家的長輩李振翩教授是毛主席年輕時候的患難摯友,美籍華人,醫學巨匠,是中美建交的秘密使者,為中美建交做出了卓越貢獻,今后海外的親人應該可以一個個找到啦。”我雖不能完全明白母親所說的海外親戚是什么樣的,也不完全能理解母親話語的含義,但從母親的語氣和眼神中,看到了她的期盼,感受到她目光觸及的深遠。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與那個年代某些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似乎存在某種必然的關聯。

1973年8月3日,毛澤東主席在菊香書屋與李振翩和湯漢志夫人親切交談。

1949年到1978年,海峽兩岸政治長期壁壘、經濟隔絕、交通中斷、親人離散、音訊不通。兩岸的狀況是“多少父兄不能相見,夫妻不能聚首,家庭不能團圓。”。1950年之后,臺灣就開始了30年多的戒嚴,回家的門早已關閉了。盡管如此,母親和國內的兄姐們一直沒有放棄打聽遠在臺灣親人的下落。

2、《告臺灣同胞書》橫空出世,震驚海內外。

時針很快指向了1979年。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的第一天。而刊登在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不是“元旦社論”而是《告臺灣同胞書》。

這個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文告,對于很多大陸民眾來說似乎有點陌生,而對于我們家庭來說,那天的情形,歷歷在目。

兒時有記憶以來,記憶中的元旦、春節,常常是以父母做一頓美食犒賞全家,再去照相館拍一張全家福等方式度過。而1979年元旦這天,我們一家人早上9點左右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收聽到了中美正式建交的消息,隨后父母買來了《人民日報》,映入眼簾的頭版頭條刊載《全國人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全文和國防部長徐向前關于《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 “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取代了延續多年的“解放臺灣” 提法,“尊重臺灣現實情況和臺灣各界人士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解決臺灣問題,通過兩岸的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立”等主張躍然紙上,首次提出了“三通”倡議。母親特別高興,心中蕩漾著喜悅,一邊讀文告一邊說,“中國改革開放、中美建交,大動作不斷,今天的文告主動打破兩岸30年來的隔絕,親人相見有盼頭了。”

3、“家書” 召喚同胞親情。

與以往的《告臺灣同胞書》不同,1979年的《告臺灣同胞書》既是對臺灣當局的更是對臺灣同胞的。海峽兩岸的政治封鎖和軍事對立,遠在臺灣的親人當天能看到這個文告了嗎?我們依然不得而知。從后來公布資料,我們才知道,那時的臺灣當局得知中美建交勢不可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只承認一個中國,臺灣當局已提前做好了繼續封鎖大陸消息和對臺灣居民更嚴厲的“戒嚴”準備。

這篇文告發布的當天,大陸就停止了對大小金門和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從此海峽上空沒有了硝煙。來自大陸的和平姿態一覽無余。,臺灣當局當天下午的應急回應是 “三不政策”(不派任何人去大陸,不允許大陸代表來臺灣,不在任何第三地舉行會談)。和更嚴的“戒嚴禁令”。面對臺灣民眾,臺灣當局采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1月11日,才由“行政院長”孫運璇發表聲明,透露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告臺灣同胞書》中的兩黨談判,停止炮擊,實現“三通”等主張。這十天內,國民黨當局處于驚慌失措狀態,《告臺灣同胞書》動搖了其“反共戡亂”體制基礎,國民黨當局正值內外交困時期,既無法拒絕大陸的”和平統一“呼吁,又承受著海內外華人輿論的巨大壓力。

《告臺灣同胞書》剛發表的頭幾年,人為橫亙在兩岸人民之間30年的心里屏障絕非那么容易消除,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善意表達也存在觀望心態。1980年,臺灣經濟開始步入高速發展軌道,大陸也進入改革開放的初始期,萬象更新。當年,兩岸的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及社會治理方面差異和差距客觀存在。臺灣當局嚴控、民間觀望、兩岸差異,信息不通,諸多因素困擾著兩岸同胞的交流。

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最感動人的親情喊話與呼吁猶在耳邊:“昔人有言:‘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歡度新年的時刻,我們更加想念自己的親骨肉——臺灣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們知道,你們也無限懷念祖國和大陸上的親人。”《告臺灣同胞書》似“家書”的語言感召了臺灣同胞,贏得了臺灣同胞的心。

看似平靜的海面,潛藏的浪潮慢慢涌動。最先的回應來自民間,來自那些膽大的先行先試者!誰也沒有想到,《告臺灣同胞書》發出后300多天,母親遠在臺灣的長兄劉大剛先生已經開始了回大陸尋找親人祭奠先父的計劃了。

二、《告臺灣同胞書》鋪設歸來路。

1、先行先試,來自民間。

劉大剛出生于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是母親的長兄,1937年北京大學國文專業畢業,1938年考上在國民政府軍政部,任秘書,1945年9月年參加重慶談判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后的12月份,劉大剛隨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擇道回到故鄉湖南婁底,與年僅8歲的母親第一次相見,沒想到兄妹一別就是34個春秋。

據母親回憶,在湖南相見的前因后果是這樣的。

劉大剛先生到臺灣后不久離開軍界,任教臺灣國立師范大學,并創辦九陽雜志社,任社長。他通過香港的學生,獲悉《告臺灣同胞書》,又得到1980年10月7日,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關于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他怦然心動,毅然決定10月回大陸尋找親人,祭奠辛亥先父。他將這一籌劃告訴表姐譚祥(譚延闿的女兒、陳誠的夫人)。作為重要物件,譚祥將一幅紅梅國畫及譚延闿為其外甥女唐蒲玉(劉大剛妻子)題詞的扇面照片贈送給劉大剛。

盡管劉大剛先生回家之行早就做好了思想準備和自證身份的物件準備,完全沒有大陸親人的線索,獨自直接回大陸的想法著實令人吃驚。他臺灣的妹妹和兒子雖然理解他的心情,仍十分擔心他的安危,擔心他會遭遇臺灣當局的阻擋,對大陸不了解,也怕進了大陸出不來。一切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事后多年,每當親人們提起這件事情,都說,劉大剛先生這次出行著實讓臺灣的親人們為捏了把汗!

2、毅然決然,橫海歸來。

劉大剛先生1980年10月中旬參加了一個赴菲律賓觀光的旅行團,旅行團返臺途經香港時,他離團來到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辦成了入境大陸手續。懷揣30年心血的著作——《辭海英華》、紅梅國畫及扇面照片,他順利地踏上了祖國大陸的土地。他從羅湖口岸進關,到廣州后轉乘京廣線進入湖南。

劉大剛先生的著作《辭海英華》(陳立夫題詞)

藩籬依舊,親情、人心卻無法人為隔斷的。1980年,極少數臺胞選擇在香港、美國等第三地與大陸親人團聚。從官方公開的消息層面看,1980年前后,直接回大陸與親人團聚的臺胞沒有。對祖國的懷念,對故土的思念,對親人的眷念沒有阻擋他回鄉的腳步。劉大剛先生公開教授身份,在完全沒有大陸親人音訊的情況下,只身從臺灣出發、繞道菲律賓、經香港、廣東返回湖南探親祭祖,是冒著極大風險的。盡管前路險阻,他義無反顧。

他后來的詩文中“橫海歸來”四個字,寫出了他當時的心境和膽識。他回大陸的時間比1987年10月14日臺灣當局開放島內民眾赴大陸探親政策出臺整整早了7年。他繞道菲律賓經香港返回大陸的舉動,無論從時間、形式和意義上看都非同一般。他是一位有膽識、有主見有預見的人。他的舉動令我們欽佩。

2、親人相見,淚濕衣襟。

湖南省委接到廣東省委發來的湘籍臺灣教授劉大剛回湖南的消息后,感到十分突然。省委宣傳部、省委統戰部為其接風洗塵,安排他下榻湖南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高干療養區,給予這位來自臺灣的湘籍學者相當的禮遇。劉大剛先生只記得長沙坡子街洪家井岳父家的地名和婁底萬寶坪的故鄉。湖南省委立即啟動尋找親人。

10月下旬的某一天,母親在武漢突然收到湖南省委轉寄的含有長兄劉大剛筆跡和照片的一封信,這突如其來的信件把她驚住了。母親手捧闊別34年大哥的來信及照片,看著“相見在急”的字句,淚水漣漣。單位以出差名義批準母親和父親迅速赴長沙與長兄相聚。到了長沙,母親才了解事情的始末。

母親與兄長在湖南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高干療養區療養房間相見。“我一進門,跑上前,大舅就緊緊地抱著我,我的眼水嘩嘩直淌,大舅輕輕地拍著我的背,輕聲地說著‘扁姑姑,扁姑姑,不哭,不哭。’這亇情景,至今忘不了。198O年,我已43歲,沒想到,我8歲時聽到的那聲扁姑姑的親昵稱呼,大舅也記憶不忘。我原名劉雯青, 1946年春節時,大舅給我改名劉瑩,一直伴我終生。我激動無語,恍如隔世。”母親激動地回憶相見時的情形。

就這樣劉大剛與妻女、弟妹團聚了。

1980年10月劉大剛(第一排左二)與母親劉瑩(第二排左二)、父親喬鐘鳴(第三排左二)及弟弟喬正(第一排右一)等親人在湖南長沙相聚。

隨后,許許多多的親人來到了長沙,闊別后的傷感與相見時的歡樂交織在一起,30年兩岸親人要說的故事、要聊的家常說也說不完。

三、《告臺灣同胞書》彰顯民族大義。

1、賓至如歸,誠摯禮遇。

劉大剛先生此行目的是祭掃父親劉運龍(我的外祖父)。外祖父是黃興的學生,與黃興的長子黃一歐老先生是戰友。湖南省委宣傳部、統戰部得知外祖父是黃興學生,是辛亥志士、同盟會員這一信息后,十分重視,立即安排母親、劉大剛等兄妹四人在長沙拜會病臥在床的黃一歐老先生。一歐老先生口齒清晰地講述著外祖父在江蘇蘇州辛亥革命和南京二次革命中的事跡,對外祖父的革命精神和英勇善戰事跡贊嘆不已。劉大剛先生曾于1920年見過一歐老先生,60年后的重逢令兩位老人無比激動。不甚遺憾,三個月后,1981年1月,一歐老先生與世長辭了,這次短暫的拜晤具有歷史意義,也成為一段美好的回憶。

湖南省委獲得劉大剛兄妹的辛亥后裔身份后,立即安排了后續的行程。省委宣傳部、統戰部派專車護送劉大剛兄妹一行4人回鄉祭掃。

劉大剛先生的祖籍是湖南婁底市萬寶坪新屋里,以前屬于湘鄉地區,是一個人杰地靈、山清水秀的小村莊。那時交通不便捷,萬寶坪與外界隔絕,出來的人很少愿意再回去。1952年到1980年,母親整整28年沒有回過故鄉了。當母親陪著長兄劉大剛、大姐劉蘇南、三姐劉齊平踏上回鄉之路時,汽車顛簸,山路彎彎,心情凝重,闊別近30年的故鄉情涌上心頭。

接到省委的通知,婁底市委加派專車迎接,漣源縣委派車領路,一路風塵,三部專車開進了小山村。

2、相聚故里,鄉情依舊。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婁底信息封閉,劉大剛先生作為一位在臺灣生活了30年的國民黨少將,返回故鄉,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動。2019年初,我陪母親在婁底萬寶坪過春節,見證了這個說法。

春節期間,但凡與母親相見的萬寶坪老人們,沒有一個不提起當年劉大剛回鄉祭祖的事情。這些老人家中,有一位老村支書的敘述較全面地還原了當年的情況。這位老人就是76歲的劉建平。

建平老人詳細地回顧了他當時作為民兵隊長,如何接受公社指派,“寸步不離”陪同劉大剛的經過。他操著濃重的鄉音說,當年才36歲,從來沒有見過劉大剛,對坊間流傳甚久的有關1962年臺灣反攻大陸,劉大剛將帶軍隊回湖南倒是早有耳聞。面對來眼前這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老教授,劉建平詫異之余,依然保持著民兵隊長的高度警惕性。他借著詢問臺灣物價、西服款式、及兩岸貧富比較等話題,順勢觸摸劉大剛先生的西服、領帶、衣領,以排查是否藏有設備。“劉大剛先生才思敏捷,對答如流,完全不象他原來想象的模樣。”,劉建平老人笑著說。母親說,她當時一直陪伴在長兄身邊,對這位民兵隊長的舉動感到十分奇怪。

2019年春節,湖南婁底萬寶村劉建平(左一)老人為作者(中間)及母親劉瑩(右一)講述1980年接待劉大剛返鄉細節。

“當三部小車駛入萬寶街道,小小的山村沸騰了,老人拄著拐杖來了,小孩扯著大人的衣角來了,村干部來了,遠近聞名的鄉親都過來了,流淚的、喊叫的、拉扯的……,圍得水泄不通。”,母親邊回憶邊敘述。那天下著雨,道路泥濘,母親一行約10人中午抵達萬寶,在劉氏祠堂吃中餐,在萬寶公社的招待所歇腳。放下行李,母親安排親房,將長沙購買的點心為見面禮,送給每家每戶,然后就直奔曾經住過的地方——新屋里。

3、山咽水嗚,祭奠先父。

新屋里是明清建筑,母親一行在轎廳里與鄉親們見面。他們叫著劉大剛先生的乳名石民,問長問短。人群中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婦人拿著她全家合影交給了劉大剛先生,老婦人說她的老頭子劉翰勛30年前丟下她去臺灣了,自己熬白了頭,累彎了腰,不見一面死不瞑目,希望找尋那個遠走臺灣的老伴。在近2小時的會面中,劉大剛先生有感鄉情鄉愁,決心回臺灣后鼓勵在臺湘籍人士早日回鄉團聚,以了情緣,以解鄉愁。

隨后兄妹四人來到其祖父劉柏棠、父親劉運龍家族墓地,時過境遷,墓地早已夷為平地,甚為傷感。他們只能站在田間地頭,仰望青山,寄托哀思。劉大剛先生當即寫下祭文,予以緬懷,當時的心情真可謂“山咽水嗚 ”。

維公挺生 歧嶷不群 師事孫黃 早棣同盟

時值鼎英 興漢滅清 滌山蕩野 風怒雷鳴

蘇州之役 攻研警政 躬率死士 倡義吳門

程督內降 清廷外驚 南北議和 民國定鼎

功成身退 窮年飄零 賁志以歿 舊跡漸泯

茲當辛亥 七十周年 橫海歸來 吊公英靈

山咽水嗚 風悲日熏 別奉櫬寢 放水之崙

亭亭華蓋 郁郁佳城 烈冢永奠 與國共寧

針對這個現狀,劉大剛先生向湖南省委宣傳部陪同的同志詢問譚延闿的墓是否存在。湖南省委十分重視,后來全國開展此類普查性質的統戰工作。譚延闿墓建在紫金山孫中山墓旁,文革中被損,1981年得以修復。

四、兩岸親情共筑精神家園

劉大剛先生1980的故鄉行是我們家族的分水嶺。隨后家族發生的變化多源于此。

1、交流共識,致力兩岸交流。

在湖南的幾天,母親與長兄劉大剛先生就兩岸關系,臺灣的走向及長兄委托的事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2019春節期間,母親非常清晰地敘述當年兄長劉大剛先生與她交流的幾件事情:一是在重慶軍政部工作期間,劉大剛參加過重慶談判的具體工作,在機場迎接毛澤東,對毛澤東的才智無比敬佩。毛澤東主席去世以后,作為學者,他寫過紀念毛澤東的文章。二是面對上世紀80年代臺灣高速發展的繁榮景象,他說臺灣雖位居四小龍陣營,但“臺灣不是藏龍臥虎之地,兩蔣之后無人才”,臺灣經濟的持續繁榮不能離開大陸,臺灣的前途只有統一才能可持續發展。三是去臺灣之后不再從事軍政部任職工作,除了教授國文,就是用自己畢生心血完成了《辭海英華》的編撰,希望在中華文化傳承上做出貢獻。1981元旦,劉大剛先生還專門另寫委托書給母親,希望在大陸出版該作品。四是湖南婁底故鄉行,見到了闊別的親人,感受到久違的鄉情,收獲滿滿,父親的墓地消失在水田下比遺憾。但作為長子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大陸政府幫助修復,年事已高,修復之事都只有留給我的父母來一一處理了。

1981年元旦,劉大剛從臺北郵寄委托書,希望在大陸出版《辭海英華》。

母親對我說,“劉大剛舅舅與外公劉運龍一起經歷民國的歲月,深受外公的言傳身教,具有愛國情懷。他自幼聰明好學,文學底子扎實的,北京大學畢業。考入國民黨軍政部當秘書,經歷了8年抗戰,見識廣,經歷過重慶談判、“還都”南京這些民國時候的大事件,練就了戰略眼光”。 “今天回看40年來兩岸關系的發展,你舅舅當年既有戰略眼光又有實踐的勇氣。”

2、牽線聯手,同胞回家。

1980年12月份劉大剛先生在湖南統戰部的幫助下,順利離開大陸返回臺灣,面對廣東省委、湖南省委的一系列安排,劉大剛對大陸政策的落地和持久性有了堅定地信心。他1980的回鄉之行是一次先行先試,這不是簡單“勇氣”二字可以概括,這既是對大陸政策的自信,也是對兩岸和平前途的自信,是勇氣與智慧的疊加。他不愧為先晤先行、先信先足的臺灣游子,是湘籍臺胞回家探親“吃螃蟹”的領頭人。

有了《告臺灣同胞書》這封大“家書”鋪路,我們家庭與臺灣親人的小家書也就連綿不絕了。

劉大剛先生返回臺灣后,對大陸的熱情接待予以廣泛傳播。他通過書信與我母親聯系,幫助很多同胞傳遞信息,尋找親人,經他聯系,湘籍臺胞劉翰勛也回到了婁底故鄉,與他的妻子團聚了。1987臺灣開放大陸探親政策前,臺灣的親人紛紛效仿他,回到大陸,大陸的姨母也奔赴臺灣與骨肉團聚,在我們家庭,兩岸親人再也沒有了隔絕。

母親也踏上一條致力兩岸交流、傳承辛亥文化、促進中國統一的事業之路。母親1982年成為民革黨員、湖北民革省委委員,是湖南海外僑屬聯誼會的創始人之一,幫助黃興在大陸的長孫黃偉民牽線聯系在臺灣的姑媽黃振華(臺灣立法委員);1987,在湖南民革的支持下,父母修復外祖父劉運龍及外祖母蔣凱卿兩位辛亥志士的墓園,紀念碑落成,為家族后代瞻仰辛亥先輩、傳承辛亥精神付出極大的努力,積極支持海內外后代致力愛國統一事業,深受家族后代的擁護。

1987年,湖南省民革為辛亥革命志士劉運龍紀念碑揭幕(劉運龍是作者的外祖父)。

3、祖國統一,后繼有人。

40年彈指一揮間,那個先行先試橫海歸來的劉大剛老人仙逝了,母親也從盛年步入八十古來稀。隨著1987年臺灣當局開放部分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的閘門,兩岸同胞的探親訪友、交流、合作、旅游、投資已成常態,而當年先行先試者的腳步探尋的回鄉路依舊那么清晰,回家的故事令人感動和回味。1979年發表的《告訴臺灣同胞書》這封“家書”,根基于兩岸同根同源的血脈,著眼于臺灣同胞的福祉,順應了民意,應和了臺灣同胞回家的腳步。

伴隨著《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年,我們看到了大陸在兩岸關系發展上一直的主動與善意,見證了同胞音訊不通,來往斷絕,喜淚相逢,到“兩岸一家親”。目睹了40年來兩岸各自的經濟實力以及國際影響力此消彼長的翻轉性改變。

《告臺灣同胞書》40年前的諸多思想和提法,在兩岸關系40年的發展歷程中一一得到應驗和升華,變成造福兩岸同胞的良策,帶來了兩岸關系的歷史性的變化,成效舉世矚目。這種成效,在當時是難以預測的。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全面回顧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特別是和平統一方針實施以來兩岸關系取得的突破性進展,深刻指出 “歷史不能改變,現在可以把握” 。

我們更應該在促進祖國統一方面作出努力:把握5項主張,及時總結過去40年兩岸關系的特點與經驗,繼續擴大臺灣島內支持國家統一的民意的基礎;持續深化兩岸一家親,為新階段的兩岸關系提供理論與實踐啟示;在講話精神指引下,繼續搞好國家統一模式研究,為探索“‘兩制’臺灣方案”做出有益嘗試。

作者:喬茵(民革深圳市委會委員、祖統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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